悲剧与希望
上海正在发生30多万阳性感染者被转运到方舱医院的政治运动。同时反抗在与日俱增。
This is a slightly updated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从奥派观点看中国
数百万人在网上批评孙春兰的灾难性的计划经济式的治理和医疗专制。
自4月1日以来，上海已经全面封城。浦东在几天前的3月28日开始封锁。没有特别的许可证，私人车辆不得上街。在此之前，许多住宅区已经被封控了数周，这意味着一些人足不出户已经超过六周了。
正如我们在之前关于孙春兰事实上接管上海政府的文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北京实际上对上海实施了直接控制，将上海原来相对宽松的防疫政策抛在一边，并试图用计划经济来管理这个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她还用自己从北京带来的人取代了上海卫健委的官员，并接管了12345和12320呼叫中心。12345热线是主要的政府投诉热线，在正常情况下，还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12320热线是疾控中心的热线。
尽管并非所有2600万上海人都同样受到影响，但这是还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虽然对许多人来说，封城可以说是相当舒适的一种禁闭形式，但它仍然是禁闭，客观地说，这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被禁足在家，而且没有任何与他们自身行为相关的理由。
我想到的唯一可比较的例子是2020年初湖北的封城措施，当时湖北省570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人都受到了类似的限制，持续了近两个月。
在西方媒体上遍布着耸人听闻的关于上海的报道，比如：官员正在杀死所有、一些或数目不详的宠物，实际上被真正报道记录在案的只有一个例子。还有，大量的上海人正在挨饿，有很多人闯入商店抢食物。西方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无数与身穿防护服的大白发生冲突的视频。
上海居民中一部分人确实缺少食物，特别是那些没有住小区里面的人。在许多地区，孙春兰领导下的物资发放相当没有规律，在某些情况下，有报道称物资并没有到达居民的手中。然而，在人们挨饿的情况下，主要不是因为完全没有食物，而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天价食品，或者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做饭的煤气。这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另一个例子，他们无法想象，不是每个人都有天然气和炉子。Chinarrative最近关于农民工胡长根和李龙的命运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在当前上海的计划经济统治下，许多人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食物。比如像葱姜蒜或者酱油这样的基本调味品。相反，他们得到的是奥利奥饼干、午餐肉和随机的各种蔬菜，偶尔还有肉 - 并非所有的都能吃。封城前，数以百万计的上海人基本上一直在点外卖，封城期间不得不开始锻炼厨艺。这都是计划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你会收到你不想要的食品的不定期分发，而你所需要的必需品短缺，并支付天价来填补缺口。
然而，尽管这些现实情况很糟糕，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并不是最令人不安的事情。
真正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什么？
不确定性。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确诊为阳性，并在半夜被孙政委领导下的白衣警察小队带走。如果你不同意，他们通常深夜上门，就像当年苏联的秘密警察一样。你不知道当那一天到来时，你的孩子、你的年迈父母和你的宠物会发生什么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日裔美国人设立了集中营。大约有12万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被驱逐出他们的家园，并在战争期间被迫住在那里。他们被关押在分散在美国各地的22个集中营中。
相比之下，在小小的上海，在孙春兰从北京来到上海执政仅三周之后，超过三倍的人被强行送往她的 "方舱医院"，而这些医院根本就不是医院。截至目前，上海有49万多人被检测出阳性，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大约有2万人。根据孙政委的 "动态清零政策"，所有这些人都需要通过政委新建方舱医院才算康复“毕业”。4月21日，《南华早报》估计，大约有16万名阳性感染者居住在各类的方舱医院和临时转运点，每天进出的人数大致相同。
为了提供一个额外的比较点，前苏联还有着一个劳改营系统，几十年累计下来囚犯的数量要高得多。根据199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到1940年5月，前苏联的古拉格系统共包括53个集中营，423个 "劳动营"和130万名囚犯。其中大部分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被废除。
中国在1949年从苏联借鉴了这一制度，形成了劳改和劳教制度。大约在2000年后，这些劳教所逐渐被废弃，并最终于2013年12月28日被新一届习近平政府正式废除。
这些劳改所与监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往往有效地存在于正式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在刑事司法系统的范围内，在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如果没有被指控和定罪，人们不能被无限期地关押。在中国，拘留的正常期限是15天，在特殊情况下是37天。如果国家不能在这段时间内正式起诉被拘留者，他必须被释放。虽然总有些潜规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基本规则得到了尊重。
孙春兰的上海新冠营确实不是劳改营。但是，它们肯定是集中营，因为很多事情况下不是人们自愿的。除了定期供应食物外，在很多情况下，条件是相当恶劣。几乎没有隐私，没有淋浴，很少医疗服务，没有地方可以保留贵重物品。有些地方有网，有些地方则没有。
阳性感染者通常停留时间不超过三周。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平均逗留10天，这相当于约20万人，或约占上海人口的0.77%。如果适用于整个中国，这将是超过1100万人。这比整个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囚犯加起来还要多。
从字面上看，任何人都有可能被转运到到这些“方舱医院”。孙春兰非常民主 - 她已下令不得有任何例外。4月初，居住在上海某些群体有例外，如外国人、老人、年幼的儿童和有基础病的人。现在这些都已经被废除了。无论你是一个大公司的CEO，还是刚降生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的95岁的老人，这都不重要。在一次核酸测试呈阳性后，所有人都将被立即从居所拉走。即使测试结果是错误的，也没有复核流程。
据估计，新冠奥密克戎变种的（R0）传染性高达10，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受感染者会感染10个人。上海全境从4月1日开始封城，4月1日累计感染人数是4.6万，封城24天累计感染人数是49万+，正好等同与它的自然传播率。封城对抑制病毒传播的作用非常有限。鉴于这个极高的传播率，大多数人不得不假设，迟早有一天，他们、他们的孩子和父母可能会落入方舱系统，并对宠物和留下的家庭成员产生影响。
话虽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孙春兰的政策总能得逞。不仅在阳性感染者中可以看到对这种一刀切做法的顽强抵制，而且在负责执行的基层官员中，也普遍不愿意执行被广泛认为是不人道和不合理的政策。
口号式的统治
至少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政府和主要的省级政府虽然都有过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认为是相当理性地进行治理，而且野心有限。这与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政府似乎主要靠口号和意识形态来统治。
尽管存在问题，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一点一点地得到改善。火车变得更快，道路修的更好，天空更蓝。由于有利于商业的政策、高储蓄率和爆炸性的房地产价格，大多数中国城市积累了大量财富。正如前面一篇关于社会和生活质量的文章所讨论的，至少直到最近，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认为政府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特别突出的角色。相反，政府被广泛认为是一个遥远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仁慈的和理性的决策者。事实上，直到2020年，中国政府（根据爱德曼信任晴雨表）在过去十年中享有世界上所有政府中最高的受欢迎程度1。
在与政府有互动的地方，政府通常将其包装成--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有某种合理性。最初的防疫政策也是如此。尽管必要性值得怀疑，但至少它们兑现了承诺，使中国大多数人很快恢复了正常生活。换句话说，这些政策被认为是理性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而且它们大多被认为是如此。我们之前关于中国的防疫政策的文章讨论了这一点，以及实施封城政策的起源。
但现在看来，我们又回到了旧的社会主义统治方式，口号和政治正确取代了理性。孙春兰目前核心的防疫政策是（"四应四尽"）。即：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查尽查。
这句话粗略地翻译为：那些需要治疗的人应该被治疗，那些需要检测的人应该被检测，那些需要被转运的阳性感染者应该被转运到集中隔离点，那些需要检查的人应该被检查。
由于实际上隔离点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治疗，这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每个人都应该定期接受核酸检查，每一个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都应该立即被送去集中隔离点。
在中国新的防疫大于一切制度下，口号和政治正确再次随处可见。刚来到隔离点的阳性感染者会看到这样的口号："面对疫情信心是长效的疫苗" 。
还有一个在保龄球馆："抗击疫情人人有责" 。
政府往往完全不关心这些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关联，这正是我们在上海的孙春兰统治中看到的情况。
最近有消息称，上海政府已经做出特别安排，允许特斯拉和其他几家知名制造商恢复生产。但是他们的上游供应商呢？以及他们供应商的供应商？他们是否也被纳入了总体计划？
如果你的电脑坏了，而你家里没有维修人员，怎么办？如果你需要一个新的电脑电源怎么办？即使对那些可以选择居家办公人来说，在没有地方可以购买新的电源的情况下如何能继续居家办公。这个细节并没有被纳入孙政委的计划。
在封锁时被困于家门外的工人往往无家可归。孙政委也没有考虑到他们。
上海的居民被告知，大规模核酸测试的意义在于消灭病毒。然而，做的测试越多，被感染的人就越多。包括医学专家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在大规模的测试过程中发生了聚集性传播。在这里，现实和口号之间似乎再次没有任何联系。
无数人在感染已经康复后被转运到方舱，尽管用抗体测试结果为阴性。抵达中转点或方舱后，其中许多人立即核酸检测为阴性。由于从一个临时中转点转移到真正的方舱可能需要2或3天时间，而且在方舱中需要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才能拿到“毕业证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中7天也是出舱的最短周转时间。
许多人完全符合家庭隔离的条件，但仍然被转运。
在4月9日之前，被认为是 "密切接触者 "的人通常转运到临时隔离点，在那里他们与其他密切接触者被紧密地安置在一起。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被感染，所以如果你之前还没有被感染，那么你在抵达后有很大的机会被感染。根据内部消息，对密接和次密接的转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恢复执行。
甚至94岁的阳性老人也在半夜被强行转运，到达后被扔在康复医院冰冷的地板上。一位体弱多病的73岁阳性老人在凌晨4点被强行转运，最后在转运大巴上去世了。
普通人的反抗
对这些非理性的一刀切政策的抵抗有两种形式：大规模的不服从和在社交网络上的批评。
普通居民不服从的形式主要是拒绝参加大规模的核酸测试。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参与。在徐汇的一个小区，整个小区都抵制核酸测试。居委会威胁将他们所有人的健康码变成红码，大家仍然拒绝。结果是他们得到了额外的物资供应。这就是经验，反抗是有作用的。
在转运方舱方面，情况似乎也是如此。那些激烈的反抗者，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往往会被安排在更好的设施中。有些人甚至最终住进了有私人厨房和浴室的公寓。
在上海基层，对孙春兰政策的支持率似乎非常低，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回荡着无数的证据，比如一个德国小伙子拒绝同意被转运到方舱，他在与翻译的对话中强烈质疑转运政策 "你们的制度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荒谬的制度。幼儿园也比这个组织的更好。[…] 这个政策根本行不通。这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也是你们政府的耻辱。" 数十万上海人显然赞同他的观点，几个小时内，这段录音的阅读量就超过了十万，无数上海人拍手叫好。
前天晚上（22日-23日）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微信上发生了一场人机大战，由一个上海电影制作人制作的名为 "四月之声 "的视频被分享了数百万次。所有人都在用抢菜的手速，转发或上传这个视频，网上出现了无数版本，并在所有人的朋友圈刷屏。微信平台的删帖速度似乎跟不上用户自发的传播速度。
4月22日晚北京和深圳网信办向多个平台发出命令，要求删除该视频和一切其它版本。
后一个内部人士还原了22-23日发生的情况，称全网播放量已经超过了4亿。
此外，这种公开的不赞成不只是在平民中。在这一点上，孙春兰的政策在医疗机构中也很少得到支持。钟南山（相当于中国的福奇）和张文宏以及医学界的许多其他知名人士都开始反对孙春兰的政策。尽管这些发言很快被删除，但已经通过社交媒体为数百万人所知。
到目前为止，孙政委和她的老板还在坚持他们的口号和政治正确。与此同时，经济正在滴血，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 "专家 "的支持。让我们拭目以待等1，堤坝破口的那一天。